新作《愛歷元年》通過婚姻生活勾勒社會世相的變遷、歷史小說《大清相國》借歷史表達對現實生活的思考、“官場文學”是簡單武斷的文學命名……17日上午,著名作家、今年魯迅文學獎得主王躍文出現在南國書香節上,與讀者分享他的新作《愛歷元年》,以及他對時下文壇、文學現象的一些思考。
新作《愛歷元年》通過婚姻生活勾勒社會世相的變遷
王躍文最新長篇小說《愛歷元年》,寫一對知識分子夫妻,出身平凡,受過高等教育,擁有穩定的工作,事業和生活都處在上升期,卻不能免俗地雙雙出軌。“在生活中,這些故事的結局,往往不是身體上鼻青臉腫,就是心靈上傷痕累累,不是家庭四分五裂,就是親情分崩離析。”王躍文在小說里卻拒絕了這種結局,他讓男女主人公在故事的最后,通過內心的抗爭獲得自我救贖,悄然回歸情感的起點,重啟“愛歷元年”。對結局的處理,體現了王躍文的寫作思考:生活其實比小說更頹廢,更令人沮喪,但之所以最終選擇了溫柔和溫暖,是想讓讀者相信,破鏡能夠重圓。這是一個作家給予這個時代最美好的期許。
熟悉王躍文寫作的讀者發現一點:無論是寫官場也好,鄉村也好,還是寫中年知識分子的家庭生活也好,他所寫的基本都是生活的日常狀態,都不是大起大落的故事情節。對此,王躍文說:“我不喜歡故意把故事搞得波瀾壯闊,非常曲折,甚至離奇,我覺得那不是生活的常態,而是生活的極端狀態;如果文學總是寫這種極端狀態,未必能夠揭示生活的本質。”
《愛歷元年》到底想表達什么?王躍文說,他想通過對一對知識分子夫妻的情感婚姻生活軌跡的描摹,對中國人過去二三十年間的精神走向、靈魂沉浮、情感形態等進行回望,同時采用草蛇灰線的手法對過去二三十年中國社會世相的種種變遷也作了勾勒。“中國這二三十年走得太快了,各方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很多事情,很多問題,我們還沒有來得及想清楚,一切該發生和不該發生的,都發生了,讓每個人措手不及。”王躍文說,所以,當社會被某些辨識不清的洪流裹挾的時候,當所有人都貌似向前奔跑的時候,他更愿意把自己當成一個低調的觀察者,專門關注那些非極端的人情冷暖,“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我想看看那些狂奔的人得到了什么,又丟失了什么,然后真誠地寫下他們的故事。”
歷史小說《大清相國》借歷史表達對現實生活的思考
17日的活動海報中,《愛歷元年》被稱為王躍文“《大清相國》之后的長篇小說”。很多讀者的提問都涉及到《大清相國》的話題。去年,因為一篇熱門新聞報道中提到中央領導人曾向下屬推薦閱讀《大清相國》一書,使得該書迅速洛陽紙貴、售罄斷貨?!洞笄逑鄧肥遣繗v史小說,塑造了以陳廷敬為主要代表的大臣群相,反映一個特定歷史境遇中官場人物的人格、道德和行為的艱難選擇,再現三百多年前的官場風云。小說寫道,滿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終,陳廷敬卻馳騁官場五十多年,歷任工、吏、戶、刑四部尚書,官至文淵閣大學士,乞歸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
很多讀者好奇地問王躍文:創作題材怎么會由現實主義官場小說轉入了歷史小說?王躍文則認為,這種轉身很正常。“我時而寫現實題材,時而寫歷史題材,時而又寫鄉村題材,所以經常面對是否創作轉型的問題。其實,所謂轉型的提法是很偷懶的一種理解。好的作家必須是豐富的,題材的豐富是其重要方面。”王躍文說,“我寫作《大清相國》是個例外,因為某種特殊機緣了解到這位古人,并去山西陽城皇城相府的陳廷敬故居作了考察和尋訪,研讀了大量歷史資料。我十分敬重這位先賢,他有學養、有干才、有品格,值得后人敬仰。我寫《大清相國》,最主要的目的是向這位先賢致敬。”
《大清相國》除了是對陳廷敬這位古人的敬重之外,也寄托著王躍文對現實生活的一些思考。他說:“我們生活是往前走的,我們不可能回到過去,也不應該回到過去。但是我們對歷史不能夠采取無視的態度,在歷史當中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的東西,我們經常講借古喻今,還是可以把一些古代好的東西發表出來,所以歷史小說也不失為一種方法。”
“官場文學”是簡單武斷的文學命名
有王躍文在的地方,自然少不了“官場文學”這個話題。對于“官場小說第一人”這樣的稱呼,王躍文說,他非常不喜歡“官場小說家”和“官場小說第一人”這個狹隘的稱呼。“這是媒體貼在我身上的狗皮膏藥,想撕也撕不掉。”王躍文不贊成這種簡單武斷的文學命名,“如果依據這種劃分,我可以說《悲慘世界》是犯罪小說,《老人與?!肥菨O業小說,《紅樓夢》是青春小說,《西游記》是玄幻小說。”
對于官場文學的火爆,王躍文分析說,官場文學之所以異常繁榮,原因畢竟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個基本的判斷不會變,這就是任何文學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地里長出來的。官場文學之所以那么多,正是由于現實土壤的滋養,讀者需要它,渴望了解這個領域,它才如此興旺發達。
對于一些評論家認為官場文學是通俗文學、文學價值不高的說法,王躍文有自己的觀點:從某種意義上講,任何流派、任何類型的文學現象,放在一個漫長的文學史當中,都只是一個文學史的過渡期。所以當下對官場文學的種種指責,不可以看作是否定官場文學的足夠理由。百年之后,當后人回望這段文學史的時候,可能看到的是另外的風景。我們固然可以對官場文學滿懷信心或者懷抱敬意,但是絲毫改變不了官場文學在現實社會當中遭遇到的不公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