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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華分享會全文回放
周璇：讓我們先用熱烈的掌聲歡迎著名作家余華老師。
大家好，首先非常歡迎大家在這樣一個臺風過境的周末早上參加今天這場余華老師的全新作品——《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的新書首發式，我是譯林出版社的編輯，我叫周璇，也是余華老師這本新書的責編。這兩天廣州本地的朋友跟我說，其實這兩天是廣州最涼快的日子，都被你們給碰上了，我想廣州可能也是在用它獨特的方式歡迎好久不見的余華老師，帶著他的新作和我們見面。
之前在定下這場活動的時候，有一次跟余華老師聊到，其實現在當當網的銷售數據，他的《活著》基本上日銷能達到5000冊，而且當當網也有一個他的作品銷售城市最好的一個排名，您來說說您和廣州的淵源。因為當時有一個當當網數據的排名，銷售最靠前的幾個城市，第三第四是北京上海，第二是他的家鄉杭州，而第一名就是我們廣州，所以我想今天這場首發式我們選在廣州真的是太棒了。
其實今天這場首發式我們本來也是有邀請一位余華老師的老朋友，也是著名的文學評論家來跟他對話的，不過常常都是計劃趕不上變化，在知道原定的嘉賓無法前來之后，余華老師就在微信上跟我說，他說你跟我來對話吧，你從編輯的角度說，我從作者的角度說。其實那一刻我在看到他的微信的時候，我內心又有忐忑，又感受到一種巨大的信任，我就想到了《我只知道人是什么》這本書里的一個片斷，余華老師他當年的很多作品都是首先發表在《收獲》這本文學期刊上的，而且都是進去就發表，不用修改，只有唯一一個例外，是他的長篇小說——《在細雨中呼喊》，當時下半部分是進行了重寫，余華老師他也說，這是他第一次遭遇批評。當他回到嘉興把下半部分重新寫完之后，當回到上海的編輯部，當時新一期的《收獲》雜志已經發表了，可是編輯部的李小林老師剛看到余華很自信的神情，雖然他們都還沒有讀到原文，可是當即他們就在商量說，我們要先把哪些稿子撤下來，要把《在細雨中呼喊》發頭條。余華老師在書里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他真的是感慨萬分，一個編輯是如此的信任一個作者，而這種信任正是一篇又一篇的小說的合作建立起來的。所以當我在看到余華老師微信的時候，其實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感慨，雖然我們可能認識的時間還不到一年，可是一個作者是如此地信任一個編輯，而編輯和作者最好的關系就是這種互相信任、互相了解，所以我想今天可能也會是一場蠻特別的新書首發式。我在出版業也已經好多年了，也見證過大大小小的類似很多這樣的活動，可是由編輯和作者來直接對話的形式真的不是很多，所以剛開始的時候我也是有一點點緊張的，余華老師用他很獨特的方式鼓勵說，說沒事，你不用太認真就不會緊張，就當是一次聊天。我想到昨天晚上我們從飛機場接到他，帶他回到酒店，包括晚上我們一起吃飯的時候，他真的是脫口而出一個又一個故事，讓我們大家捧腹不止，所以當時我就覺得好像輕松了很多，所以我想今天也會是一場很愉快的聊天。
我們先聊一會兒，稍候我們會開放一段時間給讀者提問，最后會有一個簽售的環節。
我們先說說這本書，我和余華老師如果要說有一個小小的連接點，就是他是1983年開始寫作，而我是出生于1983年，如果把他整個寫作生涯想象成一個人的話，其實也就是我現在這么大了。我想了一下這個年紀的心態是什么呢？我想了一下自己，當你到了這個年紀，它其實不像年輕的時候那么容易痛，那么容易憤怒了，年輕的時候可能所有的神經末梢都打到了最開，現在當你經歷過一些事，有一些沉淀之后，可能就是這樣的一個畫面，你可能站在路中間，你看著前方還有哪些路可以走，可是你更會回頭看一看你是怎么走過來的。所以我覺得余華老師他這本新書——《我只知道人是什么》，其實某種程度就是他在和我們分享他是如何走來的。這本書里有很多的故事是基于類似我們今天這樣的一個場合，因為隨著余華老師他的作品《兄弟》、《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等等很多書這些年也是在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版了各種版本，他也是受邀前往國外和很多讀者交流，這本書里不管是他談到最初的閱讀和寫作經歷，還是他和我們分享他創作生涯沉淀后的一些感悟和心得，包括他很多飽滿的人生智慧都濃縮在這本書里了，而且當我看到這個書名的時候，我會覺得余華老師這些年隨著他走訪的經歷，也會有一些心態上或者觀察世界視角上的一些變化，包括這本書其實它的書名背后也是有一個故事的，我們先請余華老師來說一說。
余華：我寫這本書的原因，就是其中有一個波蘭的農民，他在他的地窖里面藏了一個猶太人，藏了好幾年，一直到二戰結束，那個猶太人才從地窖里面走出來，當然當耶路撒冷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因為猶太民族有一個特點，它只有時間，沒有空間，就是他沒有自己的國家，所以一直到了英國開始把中東地區這一塊，它準備放棄它的殖民地的時候，他就開始分配了，把這一塊給誰，把這一塊給誰，像科威特、沙特這種分界線全是英國人分的，其中中間有一塊，它和巴勒斯坦一樣，被放在了一起，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終于算是給了猶太人一個空間。
以色列在40年代建國以后，就是二戰以后，當然首先是跟周邊的阿拉伯國家打，打的非常激烈，然后它又希望世界上的移民都過去，當年因為種種原因，已經移民到世界各地的那些移民都能夠回去。當迎來那個短暫的和平的時期的時候，他們就開始建立以色列大屠殺的博物館，而拯救那個猶太人的波蘭人就被當英雄一樣的迎接回了耶路撒冷。
它專門有一面墻，墻上都留下了很有名的人一些話，包括愛因斯坦，還有他們第一任總統，第一任總統是叫魏茨曼，是一個著名的化學家，本來他們第一任總統想讓愛因斯坦去的，愛因斯坦考慮以后還是放棄了，所以他們找了世界頂級的化學家做了第一任總統。還有一些很著名人物的話，那個波蘭農民的話也刻在那個墻上。他的話非常感人，就是當別人問他你為什么要冒著生命危險救一個猶太人的時候？他的回答就是“我不知道猶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我覺得當時這句話給我的話震動最大的，就是前面那些名人們的話都不如這句話說得好。因為作為一個農民來說他確實不知道猶太人是什么，因為那已經在他的知識結構之外了，但是他知道那就是人，我就應該救他。
周璇：這是這本書的緣起。
余華：對，這篇文章說白了其實本來不想寫的，后來到了米蘭以后講了這個故事，是為了這本書有一個好的書名才寫的。
周璇：其實我一直都覺得余華老師是一個向深處探索的人，我也想問他一個問題，其實早些年漢學家顧彬他有過一個言論，他說當代中國作家都不知道人是什么，他的這句話被媒體的報道，也引發過一些很強烈的輿論，這是十幾年前的一個采訪里說的，我發現最近的微信都仍然會傳播這篇報道，所以我想您起這個書名，是不是有回應他的考慮？
余華：沒有。顧彬，平時在我生活中這個名字都不會出現的一個人。顧彬是屬于一個什么樣的人呢？我跟他認識，我在1999年的時候我去過他的大學，當時他在波恩大學。世界上有兩種語言，一個是英語，還有一個是德語，出新書的時候是要巡回朗誦的，我當時是先出了《活著》，后來又出了《許三觀賣血記》，我在德國的翻譯高立希，高立希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翻譯，老翻譯家了，他要全程陪同我，其中有一站是去顧彬的波恩大學，結果顧彬就提出一點來，波恩大學高立希不用過來了，因為他（顧彬）的中文也很好，他可以給我做翻譯。后來出版社來問我，我就說你把波恩大學給我用橡皮擦掉，我不去那個學校，我跟高立希一起走，因為還要讓高立?；丶遥缓笤僮尭吡⑾５较乱徽镜幕疖囌镜任?，沒必要。后來顧彬就退讓了，讓高立希也一塊去，后來他到中國來在會上見了一下。他并不是我的一個朋友，我的很多老朋友經常都想不起來，所以不是我朋友的人更想不起來，所以沒有考慮到他，如果考慮到他的時候這本書就寫不下去了。
周璇：拿到這本書的讀者應該也會注意到，我們在腰封上特別強調這本書是余華親自編選，其實在他給到我們書稿的時候，他已經編好了這個編目的秩序，而且也定好了書名。其實很多作者都不是他這樣的，很多作者給過我們稿子的時候其實都是一篇一篇的，還需要編輯再加工，還要去想一些線索再去串聯這些文章，所以我覺得余華老師他其實也是一個特別體貼編輯的作者。我就想起，當年他終于實現夢想，不做牙醫，成功的調到海鹽文化館，包括他后來去了嘉興文聯基金，其實都是有做過編輯的經歷的。而且這本書里還提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就是他的《活著》這個小說最早在《收獲》發表的版本，其實就是他自己編輯的，余華老師給我們說說這段往事吧。
余華：那是一個美好的90年代。當時格非在華東師范大學，我們坐火車，火車票還不是那么容易買，你得有關系才能買到臥鋪，我那個時候在北京，我已經住在北京了，因為我太太在北京工作，她是軍人，所以我把戶口弄到了北京去，那個是隨軍家屬，寄人籬下，現在還是寄人籬下。我是從北京去上海的，蘇童有時候會從南京過去，馬原我都不知道他從哪一個地方去上海，因為馬原是漂泊不定的一個人。只要我們中間有人要到上海了，有時候我們是一塊到上海的，程永新，就是我們當時的編輯，現在是《收獲》的主編，程永新就會給格非打一個電話，“劉勇（格非），訂兩個房間或者訂幾個房間”。程永新懶，你知道嗎，他不愿意自己找地方訂房間，他就讓格非在華師大的招待所訂，華師大有好幾個招待所，所以格非就給我們把房間訂好。當我寫完書稿以后，我就背著它到了上海，先到華師大招待所里面，那個是程永新是必然在格非宿舍里面下軍棋，就是四個人下的，四國大戰軍棋，在那里下軍棋下的天昏地暗，我一到以后也加入進去，經常一下下到天亮，第二天還有活動。
《活著》也是這樣，解放前是在北京寫的，解放后是回到嘉興寫的，寫完后我覺得這個稿子差不多了，當時都是手稿，從嘉興坐火車到上海很容易，我就給程永新打了一個電話，我說我送稿子來了，我在上海玩幾天，他就拿起電話打到華師大，“劉勇，余華來了，訂一個房間”，“幾天”？“幾天再說吧，反正他待膩了再走”。所以首先我就背著稿子到了華師大，那幾個人又在那里下軍棋。當時還有什么廖增湖、李洱，李洱那個時候叫李榮飛，廖增湖現在叫葉開，都是格非的學生，那個時候他們還沒畢業。他們這兩個人是什么樣呢？就是當我們這些年紀大的人缺一個的時候，他們可以上來替一替，當我們來了以后他們兩個人就得乖乖的走到一邊去，最多給他們做個裁判，就是比大小，軍長吃了司長，比一下。那兩個小子也不靠譜，作弊，經常排長把司令干掉了，他們會干這種事情。很奇怪，排長把司令干掉以后，我們以為是炸彈，怎么把它又放回去了，就是連作弊都不會。
當時我記得格非給我訂的那個房間，他說沒辦法，給你訂了一個最大的房間，我們希望小房間，小房間里面就一兩張床，最大的房間有四張床，我說行，就這樣吧。因為我剛寫完小說，我希望一個人看完以后吹捧一下，心情會很好。我吃了午飯以后不讓程永新再下四國大戰，程永新說那干什么？“看稿子去，你是編輯”，我們太好的關系了，那個時候我們是共同成長起來的編輯和作家，程永新可以說是跟我們共同成長的。我就把他從格非宿舍里面拉下來，格非繼續跟另外的人下，那個時候李洱和葉開已經有機會上陣了，因為缺人嘛。
我們到了宿舍里面，我就逼著程永新，你就在這兒，這張床歸你，那張床歸我。當時房間里面沒有熱水的，有一個熱水瓶，我該老老實實的打熱水，當然得把程永新伺候好，泡茶葉、提熱水，程永新靠在床上就開始看。那個小說挺長的，我先是坐著看著他，他發現我看著他以后影響他看我稿子的狀態，所以我還是躺下來假裝睡覺，我一直在聽他翻的聲音，我發現他看的還是蠻仔細的，有時候前面又會翻回來讀。中間他去了兩次衛生間，我聽在他那兒處理鼻涕的聲音，我以為他感動得哭了，我很高興，結果那小子出來以后跟我說“我感冒了”，反正終于在天黑前全部讀完了，讀完了以后他說了一句表揚的話，“結尾的風景描寫很美麗”，這個讓我很不滿意，我說難道前面寫的不好嗎？他說前面也不錯。
看完了，繼續吃晚飯，吃過晚飯以后繼續下軍棋，我跟程永新說今天晚上你應該回家了，他說為什么？我說你明天一早把那個稿子給李小林送過去，李小林那個時候是副主編，巴金是主編，但是巴金是不管事的，李小林在管事，我希望他盡快讓李小林讀完《活著》的那個稿子。他說我從華師大也可以送過去，倒也是，我說反正你明天上午別讓我在華師大這個校園里面看見你，你絕對不能在這個地方出現，他說好。他還是住在我的那個房間里面，我還沒醒就聽到他在那兒洗漱的聲音，程永新這方面特別好，然后他就出門，很輕的把門關上，等到我迷迷糊糊醒來一看我的手稿在不在，不在了，他送到《收獲》編輯部去了。下午又晃晃悠悠過來，又在劉勇（格非）的房間里面下軍棋。本來他應該在編輯部的，因為我到了，他就有一個充足的理由，“我得陪著余華”，編輯陪著作者是很正常的，其實他真的是每個月每個禮拜都盼望著我和蘇童他們到，一到以后他就可以不去上班了。在那邊下軍棋下了兩天以后，我心里面很不踏實，我說李小林看完沒有？他說不知道，我說你給李小林打個電話。李小林是巴金的女兒，巴金家里面是有電話的，那時候我們家里面都沒有電話。我們就從華師大的一個公共電話打過去，他在跟李小林用上海話說，我聽得懂上海話，他們兩個用上海話商量發第六期頭條，我很高興。后來以后格非還問我，“怎么樣，李小林喜不喜歡”，“頭條”，我很驕傲的告訴他《收獲》要發頭條，李小林當然喜歡了。
后來要發稿了，程永新就不能再來了，我就想我回嘉興去干嘛呢，華師大里面下軍棋的人源源不斷的，替補的人一堆一堆想來下，就在那兒下軍棋。下了幾天以后心里面不踏實了，想看看程永新把我的稿子編好沒有，我就去他家。他當時住在浦東，轉了好幾趟公交車，終于到他家了，敲門，他看到我吃了一驚，“你跑那么遠過來干嘛”，我就說我來看看你把我的稿子編好沒有，他說正要編，我說那我自己來編吧。我就坐在他的桌子前，拿著一支紅筆，他站在我的后面，因為有些字體的變化，他告訴我什么地方應該怎么樣，完全是他的指導下一頁一頁的全部編好。我說錯別字怎么辦？“錯別字你不用管，我們編輯部有校對的，我都不會去管”。全部編好了，不到半小時，編完以后程永新就表揚我，你編的真好，其實都是他告訴我的，所以《活著》是我第一次編自己的小說。當然現在我要在《收獲》發表東西，我要是愿意的話，我說讓我自己來編，程永新還會讓我自己編，是我不愿意編了，編一次夠了。
周璇：程永新老師最近剛出了一本新書，叫《一個人的文學史》，當中有余華老師當年寫給他的信，余華老師的語氣特別可愛，他說“你讓我寫稿的命令已經傳達到了我這里，但是我正在搬家”，是不是有這樣一回事。
余華：對啊，那幫人為什么都把信件留著，我很生氣。其實我也有很多信，但是很可惜，我后來還告訴了周璇。
我以前在海鹽文化館收到的信都保留了，后來到了嘉興，又把海鹽的信搬到了嘉興，后來我在北京也有一些信，我覺得一些比較重要的信，我又帶回了嘉興。好幾百封信，這些信我都是經過篩選的，我認為值得保留下來的信，但是等我要往北京調的時候，又有那么多書要運過去，我覺得這些信已經沒有意義了，全燒了?，F在我覺得最可惜的史鐵生的信，這里面大概有30封信是史鐵生的，大概有20多封左右是莫言的，還有蘇童、格非他們的信，還有葉兆言的，當時我們信里面都交流文學的東西，尤其鐵生的信最多，太可惜了，否則我可以編一本書信集。那幫小子全留著，結果他們能抓住我的把柄，我抓不住他的把柄，包括程永新給我寫了很多信，我也給他回了很多信，結果他把信給保留了。那天陳春給我發了一封信過來，發現吳亮還留著我給他寫的信，吳亮那個是如日中天的時候。因為我在文化館，當時吳亮編《上海文論》，《上海文論》上面有目錄的，目錄突然一篇張新穎寫我的評論，那是第一篇評論，那篇評論在我的枕頭邊上放了好幾個月。我當時就給吳亮寫一個信，我說你能不能給我寄一本那個雜志，當然里面也要吹捧他一下，要不然他不給我寄，結果他也把這封信發表了，我以為他肯定把這封信看完以后有扔了，這幫人真是壞。
周璇：在做這本書的時候有時候需要問余華老師一些問題，我就在微信上會問他，他總是給我回復的特別快，結果我總會有一種錯覺，他是不是跟我們一樣的，經常在刷手機。我想到他書里面有一句話，他說作家談創作，就是丟給你一個西瓜皮，讓你們越踩越遠。其實我發現，他白天可能會跟我們一樣，也會看一看手機，可是當我們在睡覺的時候，說不定他都在閱讀。
我記得這本書印好之后發了一個朋友圈，有一個圖書記者跳出來跟我說，當時沈從文的《后半生》出版以后，余華老師通宵就讀完了，所以我想一個最好的作者首先就是一個最好的讀者，余華老師，您是不是都是在夜里讀書？
余華：周璇，是這樣的，你在編這本書的時候剛好我是沒干正事的時候，就是讀讀書，寫寫那種短的文章，因為我的時間特別短，馬上要去葡萄牙和意大利，回來以后大概不到一個禮拜又要去摩洛哥和埃及，回來以后十來天又要去法國，我的時間被切成那么碎的一塊一塊以后，我除了寫一些比較短的文章以后，不可能寫長篇小說，那個時候周璇剛好在編這本書，我就一邊讀書一邊休息，只要手機響了我就看看是誰的。如果是重要的，我馬上就回，不重要的我就不回，不回的話第二天基本上就忘了。還有一點，我的微信也沒有那么多的問題，所以閱讀是很愉快的。我后來發現是一種習慣，我的閱讀是永遠要躺著，要么躺在床上，晚上看書我是躺在床上的，有一個燈，白天閱讀我是要躺在沙發上去的，讀書的光線我需要自然光，我自己書房邊上休息的房間，厚的窗簾永遠是拉上的。以前我們去買房子還挑什么景觀之類的，我老婆就說房間你的窗簾永遠不開，你需要什么景觀，確實也是不需要景觀，我就躺在那兒閱讀書，后來我發現這是一個習慣。比如說莫言，因為我跟莫言在一個宿舍里面住了兩年，我看書永遠是躺著看的，他因為是當兵出身的，他讀任何書永遠是坐著椅子里面的，而且那個姿態是很認真的。今年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5周年的時候，我去看看莫言的辦公室，出來以后我跟張新華說，我說你們對我們莫老太不好了，都不給他弄一個長沙發，他有時候累了可以在長沙發上躺一會兒。他說莫言不要，就只要一把椅子。我心想他還是保留了過去閱讀的習慣，寫字的習慣，他就是喜歡坐在椅子里。還有一個汪暉也是這樣的，因為我跟他一起出去過，只要他在閱讀，他永遠是很認真的，一種很正式的姿態坐在寫字臺前，哪怕是在賓館里面他也是把那本書放在那個桌子，自己坐在椅子里面看。我不行，我跟汪暉說，我只有寫東西的時候才能坐到那里去。現在慢慢的壞習慣也改了，現在寫東西都在床上寫了。
周璇：我覺得余華老師跟現在年輕人有點像。
余華：對，現在經常由于寫短文章，沒有必要去書桌前了，就靠在床上，把筆記本電腦放在腿上，而且寫的挺順的，很可能以后寫長篇也在床上了。
周璇：其實說到閱讀，去年譯林出版社出版過余華老師的一個隨筆集，叫《文學或者音樂》，這也算是譯林和余華老師結緣的第一本書，也是我編輯的余華老師第一本作品。其實我發現他書里的文章其實是他閱讀經典作品的閱讀筆記，雖然這些文章在他早年的一些集子里也說過，出版過，可是我發現文學真的是很神奇的，當你20歲、30歲再去讀同一篇文章，你的知識結構，你的人生閱歷發生了一些變化，你從文學當中讀到的東西也會非常的不同，所以我覺得可能這個就是文學閱讀它的一個魅力，它很需要作為讀者的我們去補上一些東西，這些正是文學的一種豐富性。
余華：然后讓我說什么？
周璇：剛才我準備了很多想聊的話題，可是我的同事跟我說今天時間特別有限，還有人等著簽名，我們就結束今天的聊天，我用余華老師書里的話送給大家，他說閱讀是一場美好的約會，當你向作品敞開，作品也會向你敞開了，所以希望每一位買了《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的讀者能享受這場約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