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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歲月悠悠，書香綿長，轉眼間，南國書香節已伴隨著我們走過了卅一春秋。每年的八月，當荷花與菊花競相綻放，金桂的芬芳彌漫四野，愛書之人便如約而至，共赴這場知識與文化的盛宴。與書香為伍，與智慧并肩，這不僅是個人修養的提升之旅，更是中國社會一直以來倡導并踐行的文化風尚。
為進一步弘揚書籍文化的力量，深化書香社會的建設，南方網特別策劃“名家訪談”欄目，邀請蔣述卓、林崗、陳定方、麥家等一眾廣東文壇知名學者與作家，與廣大網友分享讀書心得與感悟，探討書籍如何成為心靈的燈塔，揭秘那些影響深遠、啟迪智慧的經典之作，分享自己獨到的讀書方法與技巧，解答“讀什么書？”與“怎樣讀書？”的永恒話題。
8月17日，“需聽城市有山林——葛亮《靈隱》新書南方分享會”在南國書香節主會場舉辦。作家葛亮攜新書《靈隱》來到現場。本書也是繼《北鳶》《燕食記》等作品之后，葛亮2024年長篇小說力作。
《靈隱》這本小說，講述了南華大學教授連粵名，臨近退休，牽涉倫常血案被捕。他在眾人眼中性情溫厚，何至于此。為人，為夫，為父，圍繞他的人生，牽連出一段跌宕的歷史因由，縱橫粵港澳近現代史，將煙火日常和人物細致地合為一體。小說中，以一對父女的故事開啟了其全新“南方圖志”寫作的版圖，歷史的深刻與日常的生活碰撞出新的火花，傳遞出城市浮華之下一種深厚的人文沉淀。
葛亮自初登文壇即寫作了令人驚艷的“家國三部曲”，年紀尚輕就被稱為“有一個老靈魂”。然而不同于以往作品書寫近代歷史、家國興衰的厚重，《靈隱》側重小而美，靈動描摹當代都市的“人間煙火”。小說讀來文字溫潤，氣韻流淌舒展，雅致描繪了更多現代場景的美感。“十月文學獎”授獎詞寫道：“葛亮寫下世易時移，人的剎那流光，卻將綿延的情意，賦予街區、食物、器物、氣息、語言等日常之物。人事代謝，唯物恒常，小說是葛亮呈給這蒼涼時光的一面溫暖而體面的安覆物?！?/p>
著名青年作家蔡崇達作為葛亮的好友同葛亮一起來到現場，蔡崇達評價：“葛亮是溫潤的，文字卻有萬千氣象?！?/p>
蔡崇達笑稱，“十幾年前，我和葛亮相識的時候還只有130多斤，那時候我還沒寫出《皮囊》，我們就在一個小餐館里，跟他講述我的想法，葛亮是《皮囊》這部作品最早的聆聽者?！?/p>
葛亮表示，《靈隱》這部作品開啟了一個新的‘南方圖志’寫作系列。“相比于我之前的《朱雀》《燕食記》等家國系列作品，它更回歸和關注于人本身，在人物命運交疊中塑造了一種別樣的歷史演繹方式。這本書的創作靈感與現代人的心境息息相關，當身處鬧市中的一方園林時，恍然發現四周全是高樓，油然生出一種虛幻與孤獨感?！?/p>
為了會更好地讓讀者了解葛亮的這本新書《靈隱》，南方網、粵學習記者采訪了作家葛亮。
比起宏大敘事，更關注個體內心的表達
記者：長篇小說《靈隱》這部新作與之前的作品有什么不同？
葛亮：這部新作品實際上開啟了一個寫作系列叫“南方圖志”。之前的像《朱雀》《北鳶》《燕食記》稱為“家國系列”，更多是從宏大敘事和歷史非常浩茫的背景入手，然后將人物作為非常重要的元素嵌合在整個的大歷史當中。而“南方圖志”系列更加回歸和關注于人本身。
人物的命運，包括在其人生迭轉過程當中，內在自我的心靈史的呈現，其實也是塑造歷史的一種演繹方式。這與我近年在創作之外的一些研究方向有關，可能更加關注于微觀史、個人史這個部分，因為歷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是多元的，不是只有所謂的宏大敘事一種。
我非常喜歡一位歷史學家，就是卡洛·金茲伯格。他有一個對于歷史的判斷和評估切入的理念：每個人都是歷史演繹的一種途徑，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樣本。這給我帶來的啟發就是，有時候個人史和宏大歷史之間是呈現出來一種非常微妙的博弈關系。
我們習慣的歷史觀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其實在這個判斷里，它基本的元素仍然是大的歷史、宏大敘事，對個人采取了某種覆蓋，或者說是把個人仍然潛移默化地歸屬于我們對大歷史的判斷之下。但《靈隱》這部小說中，我寫了一對父女，一個有現實的、有原型的社會案件。
這樣的設計，一方面可能對讀者而言更加能夠共情，因為它關于現實；另一方面，通過一個人自身的成長或者情緒演進的脈絡，其實可以穿刺的不僅是歷史，還有當下?？肆_齊也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這也是對于我們當下的價值判斷和歷史之間的一種打通。
在流浪中尋找自己心靈的落點
記者：請您分享一下《靈隱》這一書名的內涵？
葛亮：我們所處的這樣的一個時代，它是瞬息萬變的，資訊更迭之快，讓我們應接不暇。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對于任何一個社會現象，甚至是對一種價值評判體系本身去下結論，實際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
因為社會快速地更迭，其實也覆蓋了我們自我的一種評估系統。這就帶來了兩個結果：第一個就是我們屈從于這樣的一種信息傳播的系統本身，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造就了一個又一個的自我規避的信息繭房。所以這也是為什么我更加重視和強調這個新的寫作系列里“個人的存在”的原因，就是我們給自己選擇歷史的機會，用自己活出歷史。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孤獨的歷史，并且他可以有一種自我編年的方式。
當然大家看到“靈隱”這個詞可能會有一些聯想，從所謂的信仰的角度上升到宗教的角度，但是我更想強調的一點是，它不是一種普世意義上的放下。我在作品里想傳遞的“放下”的意義，其實是更為自然的。
有一部對我啟發很大的電影《海邊的曼徹斯特》，這部電影里面的主人公叫Lee，我覺得他最為觸動人心的部分在于，他一直在講一句話：“I can't beat it”，但同時他又認可這個傷痛，認為這個傷痛應該成為生命中的一部分，不需要去掩蓋它，不需要去達成某種意義上的重生。
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說，“靈隱”讓我思考我們身處的城市，以及我們每個人作為一個城市人的意義。城市本身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怪獸”，它有自身的覆蓋性。比方說我們身處的廣州這樣一個現代感城市，或者上海這座城市在全球化的語境之下和其他城市之間的呼應跟銜接，一定會在價值體系上，它們和所謂的文化演進方式上呈現出同質性，這種同質性會讓我們忘卻自己。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靈隱”的意義，我覺得實際上是對自己的一種提醒。就是我們需要有一種東西，在這種城市的同質性之外，讓我們看到或者提醒自己的存在。
記者：作家馬伯庸評價您的《靈隱》：“靈動自在，側重于人間煙火與內心療愈，文字古典質感、氣韻舒展?！蹦趺纯创龝畬τ谧x者的這種療愈作用？
葛亮：每個人在締造自己的歷史的過程中，一定是涉及心靈的。當然不同人會有不同的狀態，比方說連粵名（《靈隱》的主人公）作為大學教授，他實際上從一個知識分子的角度去看待和梳理自己的生命，這其實可以和一些西方的文學傳統相對接。比方說納博科夫筆下的普寧，實際是一種天然的流浪和放逐狀態。這些作品中的人物在流浪的過程中，也一直在尋找自己心靈的落點，我覺得這一點是可以跟讀者之間發生共情的。
我們身處一個浮動的大時代，每個人都有一種尋根的愿望。但是尋根不是一件特別簡單的事情，它需要我們自己的內心去尋找某種意識，它可以是來自一種信仰，這個信仰可以是宗教也可以是超越宗教的。
現在的年輕讀者特別希望自己是一個“City walker”的狀態，我覺得其實在游走或者說在遷徙流轉的過程，就是一個尋根的過程。這個“根”可以是浮動的。
用語言和文字進入到現場
記者：在不同的作品中，您是怎么讓作品的語言、敘事的節奏更貼合您所創作的題材？其中的變化是否跟自己的人生階段和經歷相關？
葛亮：其實，每一個作者在自己文學寫作演進的過程中，都會潛移默化地調整自己的語言。早期創作《朱雀》的時候，我相對比較年輕，而且因為南京是我的家城，雖然我不敢有“為家鄉立傳”這樣的使命感，但還是希望能夠讓南京以外的讀者能夠體會到它的好。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去表達和書寫這個城市的狀態，其實相對來說是會比較集中。所以《朱雀》在語言節奏等等層面，會有一些比較鋒利的東西。因為畢竟是年輕人來看一座古城，這中間就有一種體驗的反差感。
后來《北鳶》涉及我自己的家族，在進入到祖輩個人經歷的過程當中，其實也是一種模擬。之前我跟馬伯庸老師有一個對談，他用到一個詞特別好，叫“擬態”，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作者在自己寫作的過程中需要達到的一種狀態。
當你去感受祖輩的生命的時候，你需要去進入到現場，需要去體會到他們和時代之間這種交接的方式。這時候，在語言層面肯定需要有一些相應的調整，所以那期間我看了大量的明末清初的舊體小說。這個過程其實不光能感受到語言和文字本身，這也是在建造一種語境。
而到了《燕食記》，寫的就是嶺南。我覺得嶺南的語言是非常精妙的，它保留了很多的中古唐音。所謂的九聲六調等等不僅僅只是語言學角度的一種表達，其實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氣韻，這種氣韻是指包容性，一方面它可以非常古雅，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十分落地和俚俗。這個其實是我特別關注的部分，這也是我會在《靈隱》等作品里運用大量的粵語，特別是口語俚語的原因。
記者：您之前的《燕食記》讓讀者見識到了很多的廣東飲食文化，這次在新書中是否也有嶺南文化方面的內容？
葛亮：我在嶺南有20多年的生活經歷，我把對這里的城市，乃至于整個嶺南的人文環境的感受，以及在原始記憶之外更深入的東西，都在《靈隱》這個作品里有所表達。
就歷史觀而言，相對于很多人常提的“北望”這種歷史的大敘事的演繹方式，南方的歷史可以是更多元的，我覺得這是一種優勢。南方文化，特別是嶺南文化，它天然有它的多樣性、開放性和流動性在其中。你可以看到，包括在古典文學作品中，例如《詩經·周南》和《楚辭》，有關于南方的文學表達是更加瑰麗的。
這種瑰麗感，不僅僅是一種表達，它還能成為我們對于歷史現場的一種關照。南方文化不像北方有深厚的大一統背景，并且更多以一種所謂的土性文化為基點，它是一種微觀史、個人史，還是更加民間的、落地的、有溫度的。
南方網、粵學習記者 周存 實習編輯 林昭辰
